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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华（1924.1.6～1999.5.7），江苏常州人。精细化工专家，从事染料化学，感光材料化学研究，中国感光工业的重要奠基者。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曾在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常州求实中学、无锡竞志中学任教。解放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化工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至华东化工学院，先后任菁染料研究室主任、有机工业系系主任、精细化工研究所所长、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

一、成长经历

1924年1月6日出生在江苏常州的朱正华，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他有三个哥哥，最小的哥哥比他大12岁。3岁时，在东北交通银行任职的父亲不幸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死，随后大哥也在东北病故。原先的家庭生计还算过得去，现在却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主要靠叔父帮衬及母亲做手工勉强维持，直到两个哥哥从学校毕业工作后，经济才有所好转。

1937年抗战爆发，刚刚读到初二的朱正华，跟随正在修筑铁路的二哥开始了边逃难、边求学的动荡生活。他先在湖南湘潭中学读初三下学期，又由广西辗转至云南，在昆明南菁中学读高一下学期。1940年2月，他在贵州贵阳考入内迁的浙江大学先修班，经过不到半年的学习，7月考入浙大化学工程系。因为他没有中学毕业文凭，无法拿到正式学籍，直到二年级时才因成绩优秀，由校长竺可桢亲自给当时的教育部去函证明而转成正式学籍。

抗战时期的大学生活非常艰苦，学生食堂每餐只有粗劣的红米饭供应。尽管有敌机轰炸，学校时常搬迁，化工系一年级设在贵州永兴，二年级转到湄潭，三年级时才回遵义，但朱正华始终坚持学业，在当时浙大化工系系主任、著名化工专家李寿恒教授的指导下，克服极其困难的实验条件，甚至烧毁了自己的鞋，完成了毕业论文《遵义锰矿的利用》，于1944年7月顺利毕业，获工学士学位。朱正华他们对锰矿利用所做的有关研究，还受到了英国李约瑟教授的赞扬。

1945年7月，朱正华在重庆璧山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任助教，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1949年后由苏元复教授介绍至上海交通大学化工系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交通大学化工系并入新创建的华东化工学院，朱正华随之来校工作，先后讲授过《染料中间体》、《染料化学》、《照相染料》、《物理有机化学》、《有机化学理论基础》等课程。

1960年朱正华升为副教授，1978年被聘为教授，后又任该校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在华东化工学院，他身兼教学、科研、管理等数项工作，一贯秉承“勤奋求实”的校风，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地为中国化工和高等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

二、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

1.活性染料、酞菁染料、菁染料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后期，瑞士的汽巴-嘉基、西德的赫斯特和英国的卜内门等公司开始研究染羊毛用的含活性基团的染料，1956年英国出现第一个棉用活性染料并投入生产。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织物的产量巨大，但传统的染料品种有限，且染织品极易褪色，故急需各种不同用途的新型活性染料产品的研究与开发。1958年，朱正华携其教研组成员与中国科学院有机所合作，几个月内合成出了上百种样品，其中三聚氯腈活性染料、乙烯砜基活性染料、热型活性染料等，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与英国产品媲美。他们研制成功的乙烯砜型活性染料，在许多年里一直是我国各染料厂的重要产品。朱正华也是国内最早运用量子化学等理论方法和用多糖模拟纤维素等实验方法进行乙烯砜类活性染料的染色机理研究的拓荒者，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朱正华长期从事染料结构与性能的关系、活性染料的分子设计等基础理论研究，直到晚年，他仍然不断地提出新的设计思想，采用相同活性基组合，把活性染料的固色率由70%提高到90%以上。他的研究结果，为我国开发该类具有广泛用途的染料产品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1990年由他负责的“活性染料结构与性能关系”课题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该课题通过对活性染料的合成、提纯、结构分析、性能测试、一系列模拟染料、水解染料、醇解染料、染料-纤维化合物以及α—甲基—D—葡萄糖—染料化合物的研究，提出活性染料的水解、醇解反应动力学及染色纤维水解反应动力学规律，以及染料在葡萄糖的伯羟基和仲羟基上的反应行为，用分子轨道理论和分子力学研究染料结构与反应活性的关系，采用的研究手段新颖，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染料界同仁的一致公认和高度评价。

2.照相染料的研究（彩色胶片用增感染料、红外增感染料）

感光材料学科的发展和有关工业的建立，对于国民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国防建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建国初期我国因电影胶片不足，年产电影仅40～50部，为加强文化教育工作有必要加速感光材料的研究与生产。此外，感光材料还被广泛地应用于科学技术、医药、卫生、民用摄影、军事侦察、公安刑侦等部门，因此全面地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迅速建立我国独立的感光材料工业有着重要意义。

1950年代起，朱正华从事增感染料和高空胶片等的研究，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的成果。他首先在国内研制成功黑白、红外、彩色、航空胶片用增感染料和成色剂。

1958年10月上海市科委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国产彩色电影胶片的会战，学校承担了彩色胶片用增感染料的研制任务。通过半年多时间的攻关，课题组率先成功地研制出了彩色多层胶卷正片上所用的增感染料Rr1953及Rr340。在会战单位上海化工研究院、上海感光胶片厂及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的协作下，国产彩色电影正负片经涂布后试制成功，并作为向党献礼的一大成果。1959年3月8日，这一技术被用于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正片《女篮五号》的拷贝，经试映后，色彩鲜艳，获得观众一致好评，成为我国感光工业以后发展的基础。朱正华及其教研组接着又成功地研制出了用于彩色多层胶卷负片的5种增感染料Rr650、Rr1523、Ma1088、R1833及Ma2116，于1959年6月移交上海感光胶片生产，10月1日，该厂采用华东化工学院研制成功的上述增感染料，试制出了国产第一部彩色电影胶卷负片及第一批彩色相纸，推动了我国感光胶片工业的快速发展。

1962年，经高等教育部批准，华东化工学院成立了菁染料研究室，朱正华出任研究室主任。这是一个拥有25名专兼职科研人员并承担部分教学工作的独立建制的科学研究机构，系国家重点建设部门，旨在开展用于红外线胶片的菁染料研究工作。

红外线作用下的景物的反射能力与可见光线不同，红外线对于烟雾和混浊介质的穿透性良好，因此，红外线照相术被广泛应用于医学、天文学、考古学等科学部门甚至国防建设领域。

红外线照相用的乳剂，借助于红外线增感剂，早在1903年就有人合成了第一种红外线增感剂（2，4-单碳菁），但由于它的灵敏度很小，易产生灰雾，所以应用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1919年阿达姆斯和哈列尔（Adams and Haller）合成了血红菁（Kryptocyanine），但其增感范围仅在近红外区域。1925年克拉克（Clarke）合成了新菁，它能使乳剂增感到6500～9000Å。1931年，三碳菁染料的出现使红外线增感剂得到了发展，噻诺菁（Xenocyanine）就是一种较好的增感剂，但它的最大增感波长仍不超过10000Å。直到1933年，勃罗格尔和凯斯（Brooker and Keyes）在先前由寇尼许（W. König）所合成的中间体（II）基础上，研制出了含有氧乙酰基的四碳菁和五碳菁染料，将其应用到红外线乳剂的结果使增感范围超过了10000Å。

虽然红外线增感剂的制备已有较长的历史，但以前的文献记载并不多。另外，随着甲川基链的增长，增感波长虽有增加，但增感剂本身的稳定性却大为降低，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还有，红外线照相术对于军事情报探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各国视红外线增感剂研究为机密，严加封锁。

菁染料研究室成员在朱正华带领下，开展了一系列艰难卓越的工作，攻克了在多甲川链上加有氧乙酰基的硫四碳菁等难题，为国内首创，填补了空白。合成的11-氧乙酰基-2,2’-二乙基硫氮四碳菁染料产率可达29.8%。之后几年内相继研究成功的红外增感染料有7大类数十种，同时研究了这些染料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并通过照相性能试验，证明它们是制备红外胶片用的具有优良的光谱性的增感剂，能被大批量应用于国产红外胶片的生产。由此，“红外增感染料合成的研究”课题曾获国家科委、经委、计委1962年度新产品二等奖。

1965年1月，菁染料研究室与有关单位一起接受国防科委和空军有关部门委托，要协同研制“1099”胶片。该胶片系美国U-2间谍飞机被我军击落后缴获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空侦察机专用胶片（亦称航空胶片）。朱正华课题组承担了5个增感染料的合成及其应用研究任务。通过剖析，研究人员搞清了该航空胶片中所用的具有高感光度增感染料的基本结构，并判明该片的光谱增感特点是一类以菁染料作为增感剂和超增感剂的超增感组合。由于朱正华他们对合成增感染料已有较长的实践和丰富的经验，他们遂将三种增感染料组合在一起使用，测得胶片的感色性能与“1099”胶片非常相似，很快研制出了替代品。

试制成功的“1099”胶片经空军组织的联合测试组进行地面测定和空中试飞测定，均获得满意效果。1967年2月试制工作全部完成，3月，由空军司令部主持召开总结会，有关材料交国务院存档。

“1099”胶片试制任务的完成，不仅为我国胶片工业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性能比较优良的航空胶片，而且5个增感染料及其超增感组合的研究，为胶片照相性能的改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我国感光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粉碎“四人帮”后，“‘1099’胶片用增感剂的合成与应用”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菁染料研究室不但开展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工作，还注意与教学工作相结合，以满足国防与生产建设事业的需要，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由于有科研工作的基础，积累了很多文献资料与科研成果，朱正华他们仅用了一年时间就编写出了当时国内仅有的《照相染料》、《照相化学》两部讲义（各30万字）。1962年开始该室还招收研究生。

3.聚酞菁钴汽油脱臭催化剂的研究

朱正华注重把自己的科学研究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刻关注生产上出现的问题，并全力以赴参与攻关。他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高超的研究水平，成功创制了聚酞菁钴汽油脱臭催化剂，解决了提升高硫油田油品质量的技术难题。

1975年，华东化工学院染料中间体教研组、无机化工教研组与山东齐鲁石化总公司炼油厂协作，进行轻质油品脱硫醇催化剂——聚酞菁钴的制造与应用研究。山东齐鲁炼油厂以胜利油田的原油为原料，经催化、裂化二次加工后炼制出的汽油，含硫较高，其中硫醇硫高达200～300ppm，油品散发恶臭。硫醇也是一种氧化引发剂，会促使油品中的不稳定性物质发生氧化，生成胶状物质；另外硫醇具有酸性和腐蚀性，影响汽油的质量和储存，所以在炼制过程中脱除其中的硫醇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脱除硫醇一般有两种方法：碱洗法和催化氧化法。碱洗法只能脱除少量的硫醇，且碱液不能再生，耗碱量大；催化氧化法可脱除硫醇95%以上，其中所用的碱液经再生后可循环使用，耗碱量少。但后者必须使用催化剂。经多次试验，朱正华等发现以聚酞菁钴为催化剂，可将含有500ppm硫醇硫的异戊硫醇正庚烷溶液脱除硫醇硫含量至1.07ppm（异戊硫醇为异构且分子量较高的硫醇，要脱除它相对而言更困难）。朱正华他们发明的聚酞菁钴汽油脱臭催化剂，工艺简单，效果优良，容易推广。1976年11月起，该催化剂在山东齐鲁炼油厂的汽油脱硫醇装置中试用，运转5年多效果良好，使成品油中的硫醇硫含量由200～300ppm降至10ppm以下，脱硫醇率超过95%，且催化剂使用寿命长达12000～16000m3/kg。

经过厂方技术部门的检测，聚酞菁钴汽油脱臭催化剂的有关指标超过进口催化剂，脱硫后的汽油试验合格，安定性良好。1977年该项产品通过技术鉴定，并被推广至其他炼油厂及四川天然气凝析油中使用，经济效益显著。“轻质油脱硫醇催化剂聚酞菁钴的制备”项目也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朱正华教授毕生致力于染料和感光材料研究，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50多篇，多次应邀赴德国、日本、瑞士等国讲学，1990年被推举为国际感光科学大会总主席。他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化学工程与化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中国化工学会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第二届主任委员，中国感光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化工学会染料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感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等。

三、桃李芬芳、承前启后

朱正华治学严谨，从50年代到70年代，他将美国化学文摘上所有关于菁染料和成色剂的文献一篇不漏地摘录在笔记本上，共摘录了几十本笔记本（每本100页）。他编著的《照相染料》、《染料化学》、《物理有机化学》、《有机化学理论基础》等专著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教材和参考书。在长达5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了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在内的大批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成为工作岗位的重要学术骨干。他求真务实、为人师表的工作作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1978年8月，朱正华开始担任华东化工学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和院长。任职期间，正值文革刚刚结束，需要拨乱反正、肃清流毒之际，他克服十年浩劫给学校工作造成的严重困难，带领全校教职工做了大量工作，不但使学校各项工作迅速转入正轨，而且有效地推进了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为学校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及物质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贯彻国家经济振兴政策，学校先后于1982年6月8日与先进的中等工业城市常州市；7月14日与社队工业发展较好的嘉定县；9月1日与技术先进的上海第一个联合企业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总公司，分别正式签订了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的协议，使科研与生产结合从过去单项的、不固定的协作发展到全面的、固定的协作，产生了一个飞跃，建立了联合体共同发展的新路子。1985年，在他撰写的《努力把我院办成高水平的重点大学》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把华东化工学院建设成为“以化工为特色、理工结合的多科性大学”的办学目标，力主改变“单科性学院”的内涵。他认为学校“能否真正建成教学、科研两个中心，是衡量能否办成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标准”，要大力抓好学科建设，千方百计集中资金加强教学和科研实验室的建设。这些观点，现在看来都是非常正确的，并已经被学校后来的发展所证实。

1985年9月卸任后，朱正华教授依然活跃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多次获得国家级奖励。他亲自培养的近20名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有4位成为“洪堡学者”，2名成为“马普学者”，2位在2011年分别当选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被糖尿病折磨多年、双眼几乎失明时，依然不忘为研究生的课题出谋划策，字斟句酌地修改毕业论文，他的谆谆教诲时刻回响在学生耳边，他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也永远留在学生心中。

(档案馆：侯怡敏，2011-12-22)

张江树（1898.6.15～1989.10.8），江苏常熟人。物理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奠基人。1918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今南京大学）数学理化科；1923年留学美国，1926年获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学位。是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校任教授。1932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曾任该会第8～10届理事会理事，是中国化学会最早的创办人之一，被该会誉为“建会元勋”。1949年任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化学系主任；1950年任南京大学教务长、理学院院长；后任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起调任华东化工学院院长，为这所被誉为“培养中国化学工程师摇篮”的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1945年编写出版中国第一本物理化学教材《理论化学实验》，后编著《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等教材多部。1956年被国家评定为首批一级教授。长期担任全国高等工科院校化学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辞海》化学分科主编。《辞海》（1989年版）于1993年获首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张江树1898年6月15日出生。辛亥革命爆发前夜，还是12岁的少年张江树，只身离开了他的故乡——常熟虞山，来到上海苏、松、太道立龙门师范学校（今上海中学前身）求学。当时，中国大地风起云涌，满清王朝摇摇欲坠，民国政府即将诞生等大事，对少年张江树来说虽是大人们的事，但他已经开始懂事，也能感受到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作为学生，他意识到要学好文化知识，掌握一技之长，将来能为这个国家多作贡献。中学期间，他立志发奋、勤勉、用功，从不放过学习中遇到的任何疑点和难点。通过4年的寒窗苦读，他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高材生，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今南京大学前身）。进入大学后，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开始系统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化学，他愈加喜爱、钻研，肯花功夫。所以，在1918年毕业后就被准予留校任化学课程助教。从此，才20岁的他，开始与化学和教书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之缘。

20世纪初叶，我国化学工业几乎一片空白，作为从事化学教育工作的他，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1921～1922年，他利用受聘到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松江第三中学等担任化学教员之机，时常抽隙去作实地考察。当时，国内的化学工业多限于制造漆、碱和一些无机盐产品，不仅未能与我国历史悠久的造纸术、火药生产、发酵术等化学工艺技术相称，而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他深感我国化学技术太落后，化工人才太缺乏，随即萌生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念头，决定要走出国门，继续深造。经过三年的刻苦准备，1923年他终于考取了庚子赔款赴美留学资格。到达美国后，他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插班读四年级化学，翌年，又转到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两年后获理学硕士学位。1926年，他怀着满腔的热情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决心在化学科学领域为祖国的富强干一番事业。

回国后，他先后在浙江宁波第四中学、上海光华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理化教学主任、数理教授和化学教授。每到一处，他都始终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讲课概念清晰，实验技术精湛，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他的学生，我国金属有机化学开拓者——黄耀曾在回忆张江树老师的文章中曾写道：“1930年我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刚进学校，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化学系最难通过的课程是物理化学，而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便是张江树。但当我进入三年级学习物理化学时，并不觉得十分困难，因为张老师讲课时概念清晰、条理分明。不过，他高亢的声震屋宇的喉音，使同学们有点为之生畏。然而，平时的张老师实在是和蔼可亲。当他从研究室走向科学馆时，总是穿着长衫布履，毫无大教授的架子。张老师也非常重视实验，当我们做物理化学实验时，虽然有助教在辅导，但他每次必定会亲临现场，使我们非常感动。”南京大学傅献彩回忆道：“他讲课时声音洪亮、条理清楚、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不少学生都觉得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每个学期大概都会有两三次的阶段性考试，考前概不通知。他认为学生只要认真听课，认真复习，为测验你平时的学习情况，是不需要事前通知的。他要求学生的卷面要整洁，不要涂涂改改，表述和解题要简捷，要有逻辑性，既要快、又要好。每次实验排好后，在学生没有开始做之前，他总要亲自巡视一番，指出哪些地方应该如何改进等等。”可见他的治学之严谨、为人之厚道。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的著名核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曾在做张教授的助教时得到过他的悉心点拨，后吴女士只要有机会回国，总会专程去恩师家中看望。

张江树的大半生是在旧中国度过的，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迫于生计，他们只能无奈地四处奔波，可谓居无定所。然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个地道的“教书匠”，把科学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是责无旁贷的，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教育救国，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这一良知，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心中从来就没有泯灭过。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十四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他们依然想方设法，坚守教育岗位，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抗战爆发后，他随中央大学内迁陪都重庆，鼎力协助顾毓琇等校长做好学校的安置、复校和教育工作，并利用间歇时间，为后方兵工学校和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今中国药科大学前身）的学生讲授无机化学、电化学和理论化学，为抗战尽力所能及之力。

在教好书的同时，他也不忘搞一些科学研究。1928年，他的第一篇论文“氯化亚铊25℃时在水、硫酸镁水溶液和硝酸镧水溶液中的溶解度”在《美国化学会会志》（J. Am. Chem. Soc.）上发表。嗣后，又发表了“铜与盐酸之化学作用”、“用电共振法测定电解常数及电矩”、“氯化亚铜在不同溶液中的溶解度”、“阳起石的分析”、“中国之电化学研究”等10余篇论文。工作中，他清楚地认识到，要发展我国的化学技术，培养自己的化工人才是关键。但当时我国的化工高等教育，因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大学教学中几乎全部采用外国教材。针对这一情况，他结合自己所从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开始致力于编写中文教材。1945年，他编写的《理论化学实验》一书问世，这是我国化学工作者编写并出版的第一本物理化学（旧时称理论化学）教材。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撰写了《电池》、《化学教学法》、《高中普通化学》等多本教材。

新中国诞生前夕，他担任着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和化学系主任之职。当时，国民党政府欲把中大迁往“台湾”，但遭到了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爱国志士的断然拒绝。时任中大校长的周鸿经（南京解放前去“台湾”），亲自找他谈过好几次，并到他家里去说劝，答应帮他和家属全部安排去台湾，但他不为所动。他对中大怀有深厚的感情，说“我是南京高等师范的老学生，不能眼看着别人把这所学校搞垮”。为了护校，他积极地参加由进步教师组织的校务维持委员会，并主管学校的经费使用、教职工薪水派发等，配合校维持会主任梁希、潘菽等做好学校的留守工作。1949年4月1日，离南京解放前三周，中大进步学生上街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发生死伤惨案。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内与其他教师上街进行营救，并送受伤的学生去医院救治。在反对迁校、护校的斗争中，他与梁希等多次去李宗仁（代）总统处请愿。另外，在吴有训执掌中大时，为了支持、保护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也曾与吴校长一起去找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保护学生的游行安全。原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翁曙冠回忆道：“建国以前，张江树先生已经教了近30年的书。在他看来，教书育人是一项对国家、民族有益的工作。他热爱事业，更爱他的学生。1949年前夕，他曾随同进步学生前往总统府请愿，还挨过反动军警的棍子。当时，一些地下党员学生常到他家里去避难，其中有的经他介绍到了别处去工作，有的则在他的资助下去了解放区。”足见其爱国立场之鲜明、民族气节之不屈。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先后担任了南京大学教务长、理学院院长，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为军管会接管中大以及随后南京工学院的创办做了大量工作。其间，他曾多次收到过装有子弹等的匿名恐吓信，但他毫无畏惧和退缩，对共产党、新中国充满了信心和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张江树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前往上海筹建我国第一所高等化工院校——华东化工学院，并担任院长。从此，他为这所学校的创建与发展呕心沥血、矢志不渝，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努力。

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带领全校师生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精神，从简陋的教室、宿舍和实验室开始，边教学、边建设。这种勤俭办学的模式使华东化工学院成为当时上海地区高校中响当当的标兵。他从学科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工作、学生教育直到后勤管理，事无巨细，几乎样样都要躬亲过问。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各项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1952年底学校决定在上海西郊梅陇建设新校区，仅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约4万平方米的各类建筑设施拔地而起，保证了1954年秋的迁校任务完成；从建校第一年的在校生数不到八百名，到几年后一跃达到近五千名规模，与当时已有五十年左右办学历史的复旦、交大、同济等院校的在校生规模持平；1956年学校跻身我国高校首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行列；1958年获准建设重有机合成和海水化学两个重点科学研究所，他亲任所长；是年，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科技跃进展览会上驻足参观学校的科研展品，给予了高度赞扬；高等教育部长杨秀峰、化学工业部正副部长彭涛、侯德榜等来校参观和视察工作；聘请短期、长期苏联专家到校讲学，招收外国留学生；创办学报、院刊；开办夜大学、兴办硫酸厂、化肥厂、糠醛厂、树脂厂等等，无不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在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之间，他还要坚持挤出时间来为本科生上课。他常说：“讲课是一门艺术，其提高是永无止境的”。他讲授物理化学这门课已有几十年，可谓轻车驾熟、经验丰富，但每次上课前他仍要认真备课，把讲授大纲预先写好，做到年年有所不同、有所改进。在他的带头和影响下，学校所有的正、副教授都得下课堂为学生上课。这一优良传统，直到现在的铁算算盘4905香港还一直得以保持着。

熵，是物理化学中的一个难点，概念十分抽象，学化工的同学，认为搞懂熵的概念是很伤脑筋的，常戏称“熵”为“伤”。对此，张院长更是感到要亲自为学生单独讲授熵的概念。“讲课地点被安排在图书馆对面最大的阶梯教室内，时间通常选在晚上。这样做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去听讲。临到开讲的那一天，各系的学生都会早早地去抢占座位，晚来的学生，只能自带方凳坐在走道上、讲台旁。最后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墙角边也站满了人，整个阶梯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那场面，那情景，许多从50年代华东化工学院毕业的老校友至今记忆犹新。据他当年的同事吴树森等回忆：“张院长曾多次在学校的大礼堂里为学生讲授有关熵的章节课，而且他不喜欢使用扩音设备和话筒，就凭大嗓门吼着直接演讲，直到讲透、学生弄懂为止。”

自从担任华东化工学院院长后，张江树特别重用人才，倡导教授治学的办学理念，把一大批从交通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等校调来的教授，放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并委以重任，发挥他们各自的专长和作用。如请1927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的邵家麟、193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学位的苏元复任副院长；聘用1921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的张泽尧为无机工业系主任、1936年毕业于震旦大学化工系的冯成湜为有机工业系主任、1940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学位的琚定一为化工机械系主任；各专业教研组的正副主任也由当时我国最著名的化工专家担纲，如顾毓珍、陶延桥、陆静荪、张震旦、吴志高、马誉澂等。成立了以教授为主的院务委员会、科学研究指导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教学计划修订委员会、行政与系主任联席会议等，执行党委领导下的以院长为首的院务委员会治校机制，使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实验室建设等得到有力保障、提高和发展。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学校于1960年10月一举进入国家64所重点大学行列。

化学、化工各相关课程，均是实验性很强的科目。张江树秉持先前一贯的教学经验，特别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实验课教材建设。建校时他力主把学校最好的建筑用作实验室，从添置各种实验器材到实验室案台布置、设备安装、水电及防火设施、三废处理等，都要亲临现场一一检查。连滴定管的使用、天平砝码的校正、贝克曼温度计的调节、以及有毒、易燃、易爆药品的保管和正确使用等他也要过问和关照。无论什么实验，他都会不时地去转一番，当发觉学生操作滴定管、拿玻璃棒搅拌溶液的姿势不规范时，会当场指出并作准确示范。他也会在节假日里到各实验大楼和实习工场去巡视。当看到哪儿存在安全隐患或不合要求时，立即召集有关职能部门的人员开会，限时解决。为了确保学生实验的正常进行，他主持制订了各项实验室规章制度，规定助教必须先当2年实验指导，才能有资格上讲台上课，并严格工作考核管理办法等。1954年底，国务院副总顾问马连采夫在视察上海高校的实验室工作后，对华东化工学院作了特别表彰。由于早在1955年学校就制订有完备的《实验室及教学设备管理规章》，所以，1962年由教育部、财政部联合颁发的《国家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也是被指定由华东化工学院来牵头起草完成的。

严格的实验要求、必须的下厂实习、规范的课程设计和高标准的毕业论文撰写和答辩，是张江树治理学校时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他之所以重视实验、实习锻炼，是因为在此过程中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练就学生独立的观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进而培育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大批毕业于该校、后成为院士、专家、学者、教授、工程师等的化工学院校友，每每回忆起自己当年在母校接受的锻炼时，无不感叹道：“终身受益！”

建国初期，我国高校选用的大部分教材先是沿袭欧美的，接着是全部搬用苏联的，多为原版或译本，均不太适合当时的国情和培养学生的要求。作为一校之长，作为有着几十年教学经历的资深教授，显然，他深谙编写新教材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根据当时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他先后组织了学校一批知名教授开展教材的编写工作，有的正式出版，如《化工算图集（3册）》、《化工原理（上、下册）》、《化工操作原理与设备（上、下册）》等；有的则作为校际交流讲义，供“内部”试用，如《有机化学》等。到1958年，“教育战线”掀起“二次教育革命”，开始决定要全部换用我们国家自己编写的教材时，华东化工学院承担了好几部高等工业院校学生用统编教材的编写任务，如《分析化学（上、下册）》、《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上、下册）》、《化学工业过程及设备（上、下册）》、《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等。于是，他更加重视这项工作，在人、财、物等条件上予以坚决支持和有力保证，而且经常参与编写组的工作研讨，关心教材的编写进度，要求编写人员多多结合国家工农业生产中的实际，把握编写质量，如期出版。对于自己负责主编的《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他更是全程参与，构思各章节的框架布局和内容选取，仔细修改各种重要概念的叙述，力求使教材的内容达到“简洁、精炼、清晰、明了”。1956年，他从《化学通报》上看到了徐光宪、吴征铠（后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等学者对“过程的不可逆量及不可逆度”有不同见解的论文后，就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和缜密演算，提出了自己独到、精辟的观点，并在新编的教材中予以阐明。他的这一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范畴新的理论描述，已成学界经典，沿用至今。这一系列重头教材的出版，为我国当时高等工科院校的师生解了燃眉之急，填补了空白。直到20世纪60年代，该系列教材数次印刷，广为采用，其影响力和评价无可替代，并为以后学校主持编写高等院校化工类教材奠定了坚实基础。1962年10月，教育部杨秀峰部长聘请他为我国高等工业学校化学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确立了他在该类教材编写工作中的权威地位。

要使华东化工学院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培养中国化学工程师的摇篮，也不是说说而已的。当时的天津大学、大连工学院等，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化学、化工学科飞速发展，华东化工学院如何迎头赶上，并办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是他当院长所面临的最为艰难的一项挑战性工作。为此，他一方面充分依靠教授的力量，发挥他们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专业设置上，既发展传统专业，如无机物工学、矽酸盐工学、有机合成工学、燃料工学、化学生产机器与设备，又不断地开辟新的专业，如化学制药工学、抗生素制造工学、电化学工艺学、稀有元素及扩散性元素、放射化工、石油及天然气工艺学、高分子化合物等，并在办学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调整，使之更加合理、完善和迅速发展，紧密结合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培养化工、制药、石油开发、原子能研究领域的急需人才。1953、1954年，为了争取创办化学制药工学和抗生素制造工学两个专业，他亲自到北京高等教育部去汇报工作和接受任务，并请求卫生部、轻工业部医药工业管理局调配药理学教师李鸿猷、抗生素专家马誉澂等来校工作。在他的多次邀请下，马誉澂终于同意调来学校任教，使我国第一个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于1955年夏诞生并开始招生。同时他还主张调部分高年级学生转读这个专业，所以，1957、1958年学校就有了抗生素制造专业的毕业生，为1958年新中国第一个抗生素药厂——华北制药厂输送了技术人才。1955年起，为了加快学校的发展步伐，并确保其办学质量和规模，他领导制订了学校发展的三年、五年、十二年规划，尽力保证学校发展少走弯路、少受干扰。

1956年秋，南京工学院的时钧、天津大学的汪德熙、汪家鼎等教授（后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上书高等教育部，建议我国设立化学工程专业。张院长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不遗余力地响应并积极争取，使学校于1957年同时与天津大学获准首次开设该专业。化学制药、抗生素、化学工程及之后的稀有元素及扩散性元素、放射化工、石油及天然气等专业，均是我国当时工农业生产发展急需人才的专业，张江树等老一代科学家为之创立付出了百倍的努力。

1965年，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决策，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清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4所重要大学在内地三线建设分校的决定。华东化工学院西南分院（史称652工程）选址四川自贡市郊——黄坡岭。为了建设好“652工程”，张江树挑选了一批“精兵强将”，组成工程建设指挥部，开赴深山老林，建设分校。届时，他已年近70高龄，但还是翻山越岭，亲自去自贡建设工地视察、检查工作，并要求设计建造一栋专门的实验楼，用以集中存放各类精密分析仪器，实行共管共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重大仪器设备的功效。这一做法和经验，在当时教育部召开的高校第二次总务工作会上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称赞，开启了我国高校创立仪器分析测试中心的先河。根据中央指示，分院于1979年停办，转交四川地方，是为现在的四川理工学院。如今，他倡导的艰苦奋斗、勤奋求实之办学精神，仍在黄坡岭上被该校所传承。

“文革”期间，张江树虽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和迫害，但仍然尽力工作，想方设法保护学校免遭破坏。1978年，他恢复院长职务后，又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恢复、整顿工作之中，使学校各项工作迅速地转入正常的发展轨道。1981年起他退居二线，担任名誉院长，但仍然关注着学校的改革和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后，学校要编写一套《物理化学》教材，已80高龄的张江树，仍认真地参与其中。在审阅初稿时，他逐字逐句地阅读和推敲书中每一条原理和每一个公式的叙述和推导过程，初稿上留下了他密密麻麻工整而准确的修改意见。

张江树于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员、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和顾问。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夙愿。1958年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曾任第3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上海市第1～7届人民代表。长期担任全国高等工科院校化学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和《辞海》化学分科主编。《辞海》1993年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他是中国化学会的创办人之一，曾当选该会多届理事。1986年，中国化学会在祝贺他从事化学工作50年时赠予的荣誉证书上写道：“建会元勋，一代师表。”

张江树一生崇尚“德性宜笃实也，知识宜富实也，身体宜健实也”，并在“求知、求实、求真”之路上始终予以践行。他为我国化学科学、化学工业、高等教育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自称张江树同乡、同事、同行和“晚辈”的时钧回忆道：“我一向对他的学识和品格，怀有深深的钦佩和敬仰。张先生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良师益友。他那朴素的形象、正直的目光和浓重的乡音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

【主要论著】

张江树．1928．氯化亚铊25℃时在水、硫酸镁水溶液和硝酸镧水溶液中的溶解度．美国化学会志，50：1535～1536.

张江树．1933．铜与盐酸之化学作用．中国科学会杂志，17（2）：

张江树．1933．用电共振法测定电解常数及电矩．中国化学会志，1：107～115.

张江树．1934．氯化亚铜在浓盐酸中的浓度．中国化学会志，2：298～306.

张江树．1934．氯化亚铜在氯化氢乙醇溶液内之溶度（淡）．中国化学会志，2：307～310．

张江树．1934．电池．南京：钟山书局．

张江树．1935．氯化亚铜在氯化氢乙醇溶液内之溶度（浓）．中央大学科学研究录，甲组2（2）．

张江树．1936．阳起石的分析．中央大学科学研究录．

张江树．1943．化学教学法．

张江树．1944．中国之电化学研究．中国化学会志，（8）：83～86．

张江树．1945．理论化学实验．上海：商务印书馆．

张江树．1952．高中化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江树等．1959．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要参考文献

张传晓．1993．张江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化学卷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74～182

铁算算盘4905香港.1998．张江树教授百年诞辰纪念册．铁算算盘4905香港馆藏资料．

张江树人物业绩档案．铁算算盘4905香港馆藏全宗．

【撰稿人】

陆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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